去年底，佳士得250周年秋拍会，常玉的一幅《瓶菊》拍出9100万港币。就在几年前，他的一幅《五裸女》成交于1.2832亿港币，创下当时华人油画拍卖纪录。而他生前却因为自尊，困于贫穷，鲜有人知，一生在黑暗的小屋中，把灵魂献给了笔下的动物、花与裸女。（图为《瓶菊》）
 

​
 

如果你读过徐志摩《巴黎的鳞爪》，一定会对这样一幅场景记忆尤深。“在巴黎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，一所老屋子，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，屋内光线暗惨得怕人。”住在这惨白狭窄老屋子里的，就是徐志摩常去看望的画家老朋友。这个画家不过正午不起身，不近天亮不上床，直到上灯的时候，才在他那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工作。（图为常玉）
 

 

1920年前后的样子，一批留学生响应国内政策，纷纷来到西方学习“先进”文化。那时的巴黎不仅有中国学子，街道上有大量为艺术漂泊的异乡者。毕加索、苏丁、莫迪里阿尼···相比起这些为生活所迫，异常艰辛的漂泊游子，常玉最初的生活称得上惬意。
 

 

他生于四川的富裕之家，哥哥常必诚创办国内最早的牙刷厂，足以支撑他在巴黎所有的开支。他有钱自己租住旅馆，性格又无拘无束，很快融进了巴黎本地人的圈子。彼时的留学生大都一心想进入名校学习，他则特立独行，跑去向那些自由艺术家学习。绝大多数留学生学成后归国，常玉则选择留在巴黎。
 

 

初到巴黎的那几年，他坚持不到美术学院进修，没事就拿个本子素描，在咖啡馆里他也是一边看《红楼梦》或拉小提琴，一边画画。30年代早期，常玉结识了巴黎的大收藏家侯谢，他欣赏常玉的画作，并大笔地购买，这也让常玉的画作在画廊得以频繁展出。
 

 

然而就在他的画作在欧洲小有名气，开始要打开欧洲市场的时候，家里的一场变故却将他打回原形，兄长去世，经济状况急转直下，花花公子的生活瞬间变得一贫如洗。不得以他做陶器，甚至去给体育活动做宣传维持生计，画商看中这一点，不断上门逼迫他卖画，傲慢的态度让常玉无法容忍。常玉也因此跟他们约法三章—— 先付钱； 画的时候不准看； 画完拿了就走，不许提意见。
 

 

这般清高也让侯谢抛弃常玉，转而去捧日本的艺术家。四十年代末的时候，他还跑到纽约待了一年半时间寻求突破，但无奈画作卖不出去，不得以又返回巴黎。或许是经历了生活沉重的打击，二三十年代他的画风明亮清丽，浅浅淡淡韵味十足，而到了四十年代之后的画作，画面则忠于漆黑，线条冷硬，如同生活给了一条沉痛的鞭痕。
 

 

四十年代，他也想去台湾办个展，几十幅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提前运抵，但却最终未能成行。这也算不幸中的万幸，他的许多代表作品都留在了宝岛。在巴黎的生活越来越艰难，常玉也因此变得异常孤单，1966年他拨通了好友达昂的电话：常玉：孤独......我开始画一张画。达昂：是什么样的画常玉：您将会看到！达昂：那要等到几时常玉：再过几天之后......我先画，然后再简化它,再简化它......
 

 

画完没多久，1966年8月12号的凌晨，在工作室中他被发现因煤气泄漏已经死去。就这样结束了他默默无闻、不被赏识的一生。1966年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仍旧不为人所熟知，画作不被赏识，作品成捆地出现在巴黎的拍卖市场，售价不过数百法郎而已。
 

 

直到80年代之后，欧洲才意识到其画作的巨大价值，不少台湾画商因他的遗作而暴富，或许是心中过意不去，几个画商辗转找到当年在常玉楼房下中国餐馆里的打工者，他们均已年过花甲，好不容易记起常玉的墓地，在巴黎的贫民墓地里找到了它。（图为常玉的墓碑，不着一字。）
 

 

如今虽常玉这个名字，在普通国人中尚不普及，但西方已经公认其为世界级的绘画大家。在吴冠中眼中，他的作品吐露出高傲、孤僻、落寞，那些孤独的鸟与兽，那些出人意外的线的伸缩，那比例对照的巨大反差，使人立即想到了八大山人。
 

 

这社会，艺术浪人太多了，有名气的也不少，但对不声不响天才的发现与接纳，却总是姗姗来迟。 或许是应了那句老话：大浪淘沙始见金，时间会剔除一切滓渣。
 

(责任编辑：iart168)